学术观点 | 辛斌. 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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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一个语篇与其他语篇之间的关系叫做“互文性”。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与其他语篇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正如Allen所指出的，“互文性”是当今批评词汇中使用最广而又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本文拟简要梳理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些概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意义、发展和应用。

关键词：批评话语研究; 互文性分析; 再语境化

文献来源：辛斌.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3):1-12+147.

作者简介：辛斌，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篇章语义学，批评语言学。

本文推送获得作者期刊授权，参考文献从略，欢迎查阅《外语与外语教学》或者知网下载原文

1. 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强调意义产生于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语篇中都充满其他语篇的片段和他者的声音，因而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与此前的语篇、作者和常规惯例的互动对话过程：“每一话语都是对其他话语的反驳、肯定或补充，都依赖其他话语(Bakhtin, 1986:91)。”任何语篇都是“对其他语篇的变更置换，是一种互文：在特定语篇的范围内取自其他语篇的数个话语相互交叉中和”(Kristeva, 1980:36)。“互文性”突显了现代文化生活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但它也是当今批评词汇中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Allen, 2000:2)。本文拟简要梳理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些概念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意义和应用。

2.批评性互文分析

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看待和分析互文性时有不同的视角和目的，可大体分为两组。一是文学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如Kristeva(1980)、Champagne(1978)、Riffaterre(1978)、Culler(1981)、Frow(1986)、Bauman(1992)等；他们用互文性这个概念来阐释小说、诗歌、神话、传记和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的异质性(见Durey, 1991;Briggs & Bauman, 1992)。二是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如Fairclough(1992a, 1992b, 1992c; 1995a, 1995b)、Thibault(1991)、Lemke(1985,1988,1992)、Bazerman(2004)等；他们主要关注非文学语篇，不仅把互文性视为语篇相互关联的特性，也是一种涉及以特定方式生产和解读话语的社会实践：“语篇并非自足的客观存在物，而是其生成的互文关系和过程的具体体现。……意义并非简单地存在于语篇中，而是社会历史情境中由各种语义关系的互文搭配和使用所生产和转化(再语境化)而来的(Thibault, 1991:130)。”

“互文性”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是个重要概念， Fairclough(1992a: 269)指出，“当代社会的批评话语分析的重点是理解不断变化的语用实践(话语)是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变化过程相联系的。在分析作为话语实践的话语事件时互文性是个重要概念。它为了解(由语篇的异质性、意义、形式和风格实现的)话语事件的复杂性提供了途径。”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通常分两个层面，一是具体语篇所利用的互文资源，既包括涉及的以往语篇，也包括体裁、风格、话语等常规惯例；二是生成和阅读语篇所涉及的那些互文实践，其中各种现存的语篇、体裁和话语相互吸收和利用。批评话语分析试图从理论上阐释具体语境中社会主体在语义选择上所受到的限制，并把这种限制与由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交往模式相联系，它因此从一开始就将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Halliday将语言视为一种意义潜势，这就意味着社会意义生成既是社会主体的一种能力也是对他的束缚。

Lemke(1985,1988,1992)的互文性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共同体中复现的话语和活动模式以及它们如何由语篇构成、例示和相互联结或分离。他认为语篇正是通过互文关系才例示文化语境，因此考察互文性就可以揭示具体语篇与体裁的关系，了解语篇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分析对理解语篇的意义至关重要，因为意义不仅来自篇内，互文关系是其更重要的来源。互文性超越情景语境而依赖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中所产生的各种意义以具体语言共同体文化特有的方式相互联系，因而互文性是具体语篇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桥梁或“界面”(interface)。Lemke(1985:159)认为互文性分析至少应弄清以下问题：“谁针对谁生成的这个语篇?如何生成?该语篇及其互文关系维护或辩驳了什么社会利益?通过话语实践和不同的语篇语义关系再生或挑战了什么社会实践?”

3.互文性和再语境化

互文性在将语篇与语境相联系上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van Dijk (2008b) 将话语定义为对实践活动的再语境化，即“在物质世界中发生的物质事件和社会实践被在语篇或谈话中重塑表达”(Törnberg & Törnberg, 2016:408),而互文性分析引起注意的“正是语篇生成者和解读者的话语实践过程，他们如何利用话语秩序内可及的那些体裁和话语，将其生成各种‘构型’并通过语篇加以实现。语篇是如何生成和解读的，体裁和话语是如何被利用和合并的，这些都取决于社会语境的性质(Fairclough, 1992b: 213)。”互文性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将此前某个语篇中的元素转移到另一个，这种将旧的元素转移到新的语境中的过程叫做“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van Leeuwen和Wodak(1999:96)认为再语境化是语言表达的一种普遍现象：“就话语实践而言，我们表征一些其他的话语或非话语的社会实践，而这总是发生在被表征话语的语境之外，用Bernstein的话说，就是表征总是涉及再语境化。”再语境化是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往往被批评话语分析者用于表明话语或语篇的社会功能、其扩散和传播都有赖于以往在不同语境和时刻对社会秩序的各种表达之间的互文联系。把特定词语、观点或事实再语境化会产生语义变化，因为语境变了，解读同一话语的方式和依赖的那些互文本也就不一样了，被转移的成分获得了新的意义。Hutcheon (1989)将此视为对现存表征的挪用，是在新的语境中“再利用”表征意义的一种方式，而Thibault(1991:235)更是指出，话语中经过“这样整合的各种声音之间的异质语关系意味着将这些话语原料一方面从原语境割离，另一方面将其按照自己的目的和立场进行再表征。”

Hodges(2008)认为“互文性”这个概念很适合批评话语分析，尤其是对政治话语的批评分析。原因在于：一是它强调在各种不同话语交际中有争议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在政治领域此前说过的话经常会因为其“再表征”而引起争议：“再语境化使得说话者能够将各种言语片段从一个语篇移入另一语篇，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语境，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被转移的言语进行不同程度的形式和内容上的转换加工，使之适应新的语境上下文。”(Hodges, 2008:485)就是说，对此前言语的再语境化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其在原来语境中的意义，在极端情况下被移入新语境中的言语经过各种转换会产生与那个他人话语极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二是再语境化会涉及更重要的社会政治关切，不同话语交往之间的互文联系可用于强化或挑战现存文化思想并创造新的思想。不同言语事件之间的互文涉及在不同的语境中政治问题是如何从不同视角、基于不同的利益而被解读的，因此政治话语的互文性经常是一种控制释义的斗争，其结果会直接影响对现实的看法。Bazerman (1993:21)将“互文本”(intertext)视为“战略性的斗争场所”,是控制认知领域的战场。这种“认知控制”的思想也反映在Fairclough (1992c: 102-103;1995a: 78)和Kress (1989:32)等对互文性和“霸权”(hegemony)之间关系的探讨中。

再语境化概念引起了批评话语分析者对语篇和语境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Thibault(1991)指出，话语实践中的语篇和其中各种声音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互动中不断被再语境化，这对纠正将语篇和语境视为一一对应的传统看法十分重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境变量“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经常被视为语篇中语言/语义选择的决定因素。这种做法很容易将情景语境物化为先于并独立于语篇生成的存在物，从而无法体现语篇作为各种话语、体裁、语域和风格汇集场所的动态性。语篇和语境之间并非只是前者对后者的单向依赖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决定的辩证关系，即语篇在由情景语境决定的同时也实现和塑造情景语境。Drew和 Heritage(1992)在提到Malinowski的话语意义来自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观点时指出其语境观带有决定论和教条主义色彩。van Dijk(2008a: 4)也认为近年来大多数语境理论陷入了“决定论谬误”(determinist fallacy),将语境视为影响话语的“‘客观的’社会情境属性”,而事实上“社会情境因素和话语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关系”。话语和行为实际上既由语境塑造又对语境做出反应并塑造语境，情景语境正如巴赫金学派坚持认为的那样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流动中，绝不会重复第二次。van Dijk提出一种“主观”语境观，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语用主体和其“心智模型”(mental model):“语境是由参与者自己定义的社会情境中那些相关的因素”,语境和话语之间的联系在于“参与者理解和表征社会情境的方式”(van Dijk, 2008a: 5)。这是一种动态的语境观：不仅语篇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语境也会随着人们交流过程的深入而不断被重塑。

将语境及其与语篇的关系动态化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语境对以往机构话语和个人主观性的那种开放性影响，语篇和语境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语篇的建构同样建构与之相关的语境。先前关于交流互动的话语、元话语和主观设想被用于建构语篇的结构和意义，在此过程中丰富而广泛的话语资源被调动起来，相互联系，并从原有的语境中被重新置于新的语境，形成新的语篇(Andrus, 2011:118)。”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话语秩序也在不断地被改变，正如Eliot早在“互文性”概念被提出之前就针对艺术创作指出：“对被创造出来的一部艺术作品所发生的也同时是对此前所有艺术作品所发生的。现存的不朽作品所构成的理想秩序被新的(真正新的)艺术作品的加入所改变……每一作品相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被重新调整了(Eliot, 1951:15)。”总之，语篇的生产过程充斥着语境建构，原来在其他语境中生成的话语会被并未直接参与原来交流的他人重写、归纳总结、重新框定和表达。重要的是，这种重新框定过程会涉及原有话语参与者思想观点的重新解读，从而令原来的话语和被调用的那些各种话语资源变成了当下语境的一部分。

4.明示互文性和言语转述

Agger(1999:68)指出，在语篇日益全球流动的当今时代“互文性”这个概念既不可或缺又有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其应用本身要求分野和分类”,“分野是处理互文性的一种方式”。研究者一般将互文性分为两类，即一个语篇与以往具体的其他语篇的关联性和与先前常规惯例的关联性，只是不同学者会以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两类互文关系。Jenny(1982)和Frow(1986)区分“强式”(strong)和“弱式”(weak)互文性，前者指语篇中明显与其他语篇相关的话语(如引言、抄袭等),后者指语篇中存在语义上能引起对其他语篇联想的东西(如类似的观点、主题等)。Devitt(1991)所区分的“所指”(referential)互文性和“类”(generic)互文性与“强式”和“弱式”的区分类似，而Genette(1997)则把它们分别叫做“互文性”和“跨语篇性”(architextuality)。Fairclough将互文性分为“明示的”(manifest)和“构成的”(constitutive),前者指语篇中标明的与其他语篇的关系：“其他语篇明显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Fairclough, 1992c: 104)”构成互文性也叫“互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指“语篇生成所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Fairclough, 1992c: 104)。Lampropoulou(2014)沿用Fairclough的区分，指出互文性分析既关注语篇中明显提及到的他人话语，也关注那些支配和促成语篇生成的各种话语资源(如体裁、语域、风格、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思想和常规惯例等)的调配和组合。

     在“明示”互文性中最典型也是最为批评话语分析者所关注的就是“引用”(quotation)或“言语转述”(speech reporting),Britton(1974:56)将互文性定义为“从各种外部来源引入的引语或者回声。” Solin(2004:271)也指出“虽然互文性在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中是一个广为关注的概念，但迄今仍无分析这一现象的固定程序或模式。在语言学中，大量研究集中于语篇中有明显标记的互文关系，尤其是言语转述。” 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研究者或读者而言转述言语是确定无疑的他人话语，而不同读者对其他形式的互文关系则往往见仁见智，就如Oliveira(2004:15)所言：“互文性只有读者能够识别它、取得联系、看出相互参照才是存在的。”Bazerman (1993:28) 也指出 “并非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读同样的书，兴趣和视角不同的其他读者可能不会选取同样的最相关语篇来讨论，也不会在那些语篇中发现同样的立场和分歧。”

     Fairclough认为是一种典型的互文关系，它把以往其他语篇的片段或明或暗插入新的语篇以达到新的交际目的(Fairclough, 1992b: 270)。巴赫金学派十分重视言语转述，Volosinov(1973:115)将其定义为“言语内的言语，话语内的话语，同时又是关于言语的言语和关于话语的话语”。就是说，某句话被从原来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另一语境中话语的一部分，从而在同一句法结构中暗示不同时空概念的语境发生了相互作用，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令转述言语的意义发生变化。Volosinov特别强调转述言语与转述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转述言语和转述语境之间作用着高度复杂和紧张的动态关系。不考虑这些关系，要想理解任何转述言语都是不可能的。”(Volosinov, 1973:119)

     言语转述“往往与强烈表示准确性的逐字引用的语言意识形态相联系，令其具有一种建构可靠性表象的力量，从而赋予转述者的表征以合法性。”(Hodges, 2008:487)虽然言语转述属于一种再语境化现象，但其背后隐含着每个语篇都有清晰固定意义的思想，Blommaert(2005)称之为“稳固语篇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a fixed text”)。然而，Tannen(1989)将转述言语称为“建构的对话”(congstructed dialogue),强调任何引语都会因其新的语境而发生意义变化。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的分析表明，新闻报道在引用科学家的话语时，虽然报道者试图尽量忠实于原文，但当那些话语被置于报道中时还是会被或多或少地重塑。语言本质上是需要语境的，任何话语都会与其前后的话语处于相互的作用中，其解读总是需要参照与之相关的其他话语；由于话语的这种嵌入性质和相互联系，转述他人的话语就难免带有转述者的主观性：“我们的话语充满了他人的词语……这些他人的词语带有他们自己的表达，他们自己的评价语气，我们对此吸收、重塑和再强调。”(Bakhtin, 1986:89)

     Bell十分重视转述言语在新闻报道中的核心作用，指出“记者使用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二手的”(Bell, 1991:52),新闻几乎全部由某人所说的构成：“消息”就是“权威消息源告诉记者的”(Bell, 1991:191)。消息源越是精英化，其所讲的故事就越有新闻价值，新闻报道者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之一便是通过选择外部声音来使报道包括一些信息而排除另一些；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反映报道者倾向于采访谁，希望什么样的声音或观点让受众听到。因此，虽然不能把外部声音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归于报道者本人，但报道者的确可以通过他人的声音或视角传达自己希望传达的思想而又不必为此负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哪一类话语能比新闻报道更具意识形态功能了，因为这类话语虽非政治话语，但其对事件、框架、消息源、呈现方式和标题等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如果受众与媒体持有同样的信念和价值观，那么他们也许就根本注意不到这种意义上的偏颇。”(Jullian, 2011:768)

     “明示”互文性分析能使我们更具体地理解一个语篇的意义及其与同一社会中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中的“介入”(engagement)资源分析关注的是追溯表达态度的他者声音的来源，因此特别适用于明示互文性分析。White(2003,2004,2006)把这种声音来源分为“篇内发声”(intra-vocalisation)和“篇外发声”(extra-vocalisation),前者指作者的声音，后者指作者引入语篇内的但明显属于语篇外的声音。评价理论将这样的外部声音统称为“归属”(attribution)资源，主要包括语篇或话语内对外部他人话语的引用和指涉。Jullian(2011:778)在运用“介入”(engagement)系统来分析新闻报道中的转述言语时指出：“毋庸置疑记者具有立场，转述他人话语表面上表示记者的客观性，但实质上这是记者介入的一种有效方式。或许可以说报道者的评价角色主要就掩藏在这些外部声音的背后，他或她对故事的构思及其对所引用话语的支持或挑战都会表露其倾向性，几乎不露痕迹地表达或传递其立场态度。”

5.异质语言和构成互文性

批评话语研究基本上将政府、媒体和各种组织等社会机构视为话语机构，它们不仅规定和组织着社会生活也通过语言生产知识、信念和价值观等，语篇生成中各个层面上的语言选择都会影响并受制于这些不同的机构话语。这种认为具体语篇的生成植根于机构话语并由其激发和限制的观点表达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语篇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表明对语篇通过不同机构话语的互动来组织意义做出阐释的必要性。

对语篇的互话语特征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巴赫金提出的“异质语”(heteroglossia)概念，它强调语篇生成中的语言选择和创新无不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群体话语的影响，形成语言风格、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对话性：“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任何时刻，都彻头彻尾是异质的：它表征现在和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当下不同社会意识形态集团之间，不同趋势、学派、圈子等之间的各种社会意识矛盾的共存。这些异质的语言以各种方式相互交叉重叠，形成新的社会典型‘语言’”(Bakhtin, 1981:291)。巴赫金异质语思想的核心是“分层”(stratification)和“意图性”(intentionality)两个概念。“分层”指语言摆脱其统一稳定的状态而重新界定和组织其新的分层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同语境中不同语言特征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巴赫金所关注的是语言分层的意图性，有意图的分层表示具体的观点、目的和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分层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原有语言、权力关系和信念体系被重新界定并形成新的话语形式。

Thibault(1991)从语言的异质性和对话性来解释互文性，认为异质语概念强调意义生成实践及其所属的社会形态的离散性和非连续性，它们之间的结盟、冲突和斗争在社会符号系统中呈现出稳定与变化、霸权与斗争的辩证统一。Thibault的互文性分析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最宏观的层次借用了福柯的“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概念，是一个将各种社会实践和意义汇集并使之相互关联的系统，其中包含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下一个层次包含各种社会符号编码的倾向性，管控着社会形态中各种物质和符号资源的生产和分布以及社会主体对它们的可及性。第三个层次是行为和主题共现的“互文形态”(intertextual formation),它们是由各种互文资源之间具体的纵横交错形成的联盟或者对立所构成并维持的，这些纵横交错就是不同的话语实践和话语主体通过语篇所发出的声音，代表着社会形态中的特定立场。在具体的语篇和话语实践中，语域、体裁、方言和主题等总是在表达、不表达和再表达的辩证关系中相互纠缠，上演着包含各种社会倾向性的意义之间的碰撞和杂合：“一个具体的语篇通常是多个相关的社会话语及其异质表达的场所，具体语篇因此是社会形态中不同话语实践之间联盟、冲突、对立或合作这些异质语关系的例示和实现。”(Thibault, 1991:120)

虽然语篇是众多异质语相互关联的场所，是在各种话语和前话语形成的互文形态构型的决定下生成的，但Thibault反对将语篇的互文性分析简化为一种搜寻具体互文来源的实证研究，主张应该重点关注那些被前景化了的典型意义关系的“共现结构”(co-patterning),正是这些结构将具体语篇与更广阔抽象的互文意义体系相联系：“互文性在这里与按不同的社会符号编码倾向进行的具体词汇语法选择及其实现的语义框架的共现结构方式相关。”(Thibault, 1991:xii)异质语表明互文关系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并在各类不同的社会话语中被语境化。特定社会话语及其语言表达总是与其他社会话语处于某种策略性的关系中，它不断试图去预测、回应、压制、呼应、控制或颠覆那些其他话语，这就是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异质语理论的精髓。对话性基于异质语体系中不同声音的相同和差异关系，在意义生成过程中这些语篇之间潜在的相同和差异关系可以有选择地通过互文手段被前景化或背景化。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特别关注语篇的异质性。Fairclough(1992a: 284)将“互话语性”定义为语篇中与各种“体裁”(genre)“语类”(discourse type)或“风格”(style)的规范相关的那些异质成分及其组合：“互话语性概念令人注意到语篇因其生成中所依赖的各种话语类型和常规惯例而产生的异质性。”Fairclough认为语类构成与具体机构或社会领域相关的“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人们在描述话语秩序时，不仅会关注相关领域所使用的语类，也会关注这些语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其边界是否清晰、固定，是否可以相互渗透。Fairclough主要通过“体裁”“风格”和“话语”(discourse)等概念来阐释构成话语秩序并在语篇生成中被依赖的语类。他把体裁称作“从社会历史到语言历史的传动带”(Fairclough, 1992c: 126),对体裁互文性的分析可以揭示重复出现的那些语类“是如何表征和服务于特定社会‘时刻’(moment)的”(Fairclough, 2003:65)。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特别关注语篇的异质性。Fairclough(1992a: 284)将“互话语性”定义为语篇中与各种“体裁”(genre)“语类”(discourse type)或“风格”(style)的规范相关的那些异质成分及其组合：“互话语性概念令人注意到语篇因其生成中所依赖的各种话语类型和常规惯例而产生的异质性。”Fairclough认为语类构成与具体机构或社会领域相关的“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人们在描述话语秩序时，不仅会关注相关领域所使用的语类，也会关注这些语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其边界是否清晰、固定，是否可以相互渗透。Fairclough主要通过“体裁”“风格”和“话语”(discourse)等概念来阐释构成话语秩序并在语篇生成中被依赖的语类。他把体裁称作“从社会历史到语言历史的传动带”(Fairclough, 1992c: 126),对体裁互文性的分析可以揭示重复出现的那些语类“是如何表征和服务于特定社会‘时刻’(moment)的”(Fairclough, 2003:65)。

“风格”与“人们如何识别自己和被他人识别”(Fairclough, 2003:159)相关，即与身份建构相关，研究风格对考察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身份地位十分重要。巴赫金主张风格和体裁不应分离，应同时研究：“哪里有风格(语体),哪里就有体裁”(Fairclough, 1998:147),他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体裁风格”(the stylistics of genre),以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见Bakhtin, 1981:259)Fairclough的“话语”概念深受福柯的影响，指“与从特定视角对社会实践的表征相联系的一种语言”(Fairclough, 1995a: 41),它既是“建构某种社会实践的方式”(Fairclough, 1995a: 76),也是“表征世界的方式”(Fairclough, 2003:124);“不同的话语代表不同的世界观……它们与人和世界的不同关系相联系”(Fairclough, 2003:124)。这个意义上的“话语”主要与语篇的内容、概念意义、话题等相关，是“建构主题的特定方式”(1992a: 286),强调作为知识领域的内容或话题只有通过特定建构形式的中介才进入语篇。例如所谓的“科技医学话语”指的就是从科学和技术角度建构的医学知识，以区别于其他的医学知识。

Fairclough认为，以体裁、风格和话语为重点的互话语性分析就是将语篇视为一个由在生成过程中可及的各种互文资源构成的多面体，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了解语篇中表征的各种社会地位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洞悉不同话语再语境化的动态过程，并最终可以阐释语篇的生成是如何与语境中具体的社会实践相联系。Bhatia (2008,2012)的“批评体裁分析”(critical genre analysis)深受Fairclough上述思想的影响，注意到专业体裁越来越倾向于挪用不同的体裁资源，导致专业体裁的混合、内嵌和扭曲。他将这种现象称作“互话语性”:“互话语性可以被视为跨越不同体裁、专业实践和专业文化的对体裁资源的‘挪用’”(Bhatia, 2012:24)。Bhatia认为，互文性作为语篇空间内的现象已得到广泛研究，但还有大量的挪用是发生在体裁、专业、机构和学科等之间，可被视为“社会语用空间”(socio-pragmatic space)中的挪用，本质上是互话语的。

Fairclough将“明示”和“构成”互文性两个概念主要用于分析具体的语篇，他还提出了一些用于分析机构话语之内和之间互文关系的概念，除了前文提到的“话语秩序”,另一个是“互文链”(intertextual chain),指的是在时间顺序上语篇或话语之间的相互联系；“互文链”表示“链”上的每个语篇都与前后的其他语篇具有某种联系。不同机构之内和之间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应的互文链，即由在意义上具有较为常规的相互转换关系的不同语篇或话语构成的系列：“机构内和机构之间的实践活动会形成一个个具体的互文链，即处于相互之间有转换关系的不同语类系列中具体语篇会以常规的可预测的方式相互转换和渗透”(Fairclough, 1992a: 288-289)。这里的“常规”和“可预测”意味着言语共同体中的成员一般会意识到这些约定俗成的互文链，能够预知在互文链中可能会发生何种转移和转化。例如新闻发布者可能会预测到记者在报道其话语时会如何改动，什么样的措辞会被保留，什么样的会被改变。互文链分析能够揭示一个语篇建立与其他语篇的关系的那些规则以及特定共同体或体裁利用其他语篇的那些典型做法。

Lemke也特别关注话语共同体中语篇之间的那些可预测的常规关联：“重要的是理解至少是我们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中建构语篇之间意义关系的那些一般原则。哪些语篇我们认为与这个具体语篇的解读相关，为什么?建构出语篇之间的这些关系会产生什么意义?”(Lemke, 1992:257)Lemke认为互文性并非客观存在于语篇中的形式关系，而是读者识别出的为一个共同体的实践所支持的那些关系。Solin(2004:273-275)认为我们在探讨互文链中不同语篇之间的那些常规关系时，首先需要关注下列问题：1)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语篇互动 2)什么样的语篇或体裁相互关联?如何关联 3)互文关系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4)意义在互文链上发生了什么变化?Solin最后也指出，互文链分析并不足以显示互文关系的全貌，它所描述的往往只是机构之间形成的那些较为常规稳定的语篇互动关系，并不能反映创造性的互文关系。

互文链分析的优点是可以细致考察语篇互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揭示体裁在框定来自其他领域的思想观点的重要作用，表明意义并非能毫发无损地在不同的领域中传播，而是要经过各种机构话语的中介过滤。互文链的形成过程经常伴随着张力和变化，例如语类之间的竞争、殖民和霸权：“对问题，尤其是那些有歧义或有争议的问题的表征和再表征是一个反复持续的过程，以往的表征会不断地受到新的表征的挑战。话语斗争会在不同场合发生，各种语境由互文关系联结，使不同的话语事件相互形成言语交际链条。”(Hodges, 2008:485)

6. 结语

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试图表明意识形态是由特定社会群体的语篇和话语建构的，意义由具体社会形态中常规有限的行为和互动模式生成，而词汇语法的使用仅仅相对于更高层次的互文形态才有意义。但对批评话语分析者而言，“互文性”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它剔除了说话者因素，赋予“文本”太多的独立性。在批评话语分析者看来，排除人为因素的 “语篇间无意的关系最好被称为‘偶然联系’”(Irwin, 2004:240)。另外，我们的确可以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分析互文性，但权力的一种体现便是“排除”,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语篇或话语的互动是高度受限的。例如Solin(2004)的分析表明，科学领域和政府部门相互构建了明显的互文关系，但公众的声音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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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孙璐 吉林外国语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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